“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滑稽剧。”
——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本章提要： 为将一份备受争议的援乌特别法案强行通过（法案旨在为欧洲志愿军的组建和欧洲军工生产自主化提供初始资本），马克龙总统不惜动用宪法第49.3条款，不幸，其政府在反对派惊险通过的“不信任案”中倒台。
在国家陷入宪政危机的时刻，总统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提前举行大选。最终马克龙大获全胜，其领导的文艺复兴党一举夺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彻底重塑了法国的政治版图。马克龙总统被人戏称“路易·波拿巴二世”。
欧洲援乌超级委员会（下文简称“援乌委员会”）成立后，立即获得了创始四国已列支的2025年度“常规”援乌预算注入。这是一笔巨款，然而这些预算的用途早已被授权国严格指定，主要用于对美国的军事采购和对乌克兰政府的直接财政支持。
委员会的角色，更像是一个高效的资金管道，而非一个能自主行动的战略大脑。除了那笔神秘的创始捐款，它几乎没有资源去推进任何真正属于自己的议程。
尽管如此，在成立之初的一两个月里，委员会的行动依然给欧洲政坛带来了一股新风：
首先，他们整合了各国的军工采购，在与美国军火商的谈判中，取得了略好的价格与更快的交付保证。
其次，委员会严格按照其章程，通过区块链技术执行了所有非涉密的财务事项，并主动邀请了欧洲其他援乌大国（如丹麦、瑞典）的代表驻会观察审计。此举获得了广泛好评，丹麦援助事务大臣在接受采访时说：“效率高得不像欧洲人……我是说西欧人。”
最后，委员会组建了审计巡视小组进驻基辅，强制乌克兰政府的相关部门采用委员会制定的区块链财务制度。
此举虽在乌克兰议会引发了“丧权辱国”的零星抗议，但在民间反响极佳。一位基辅市民在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竖起大拇指，用夹杂着浓重口音的法语说道：“要整治那些腐败分子，还得靠人家欧洲来的大人（Vraiment, il faut les seigneurs européens pour régler ces corrompus）。”
这些初步的成功，在巴黎的清谈节目中，很快便被解读为总统个人的政治胜利。巴黎政治学院的荣休教授阿兰·博诺，再次被请到了法国24电视台的演播室。
“正如我所预料的，”他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法国——或者说欧洲——被迫承担的援乌责任，现在完全转化成了马克龙总统的政治资本。那些钱只是去委员会的账上洗了个澡！当然，他们有些事做得不错，不过老实说，我上我也行。”
“谢谢教授，感谢您的精彩评论。”美女主持人微笑着结束了节目。
而在俄乌两军的漫长战线上，俄军正以一种令人不安的节奏，发动着局部突破，缓慢但坚定地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华盛顿的特朗普政府在军援交付和情报支持上愈发消极，似乎有意借此向泽连斯基总统施压，迫使其接受一份屈辱的“和平条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欧洲腹地的斯特拉斯堡——那个因都德的《最后一课》而永载史册的地方——欧洲志愿军（后来在正式投入战场时，番号改为“欧洲人民志愿军”）的组建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马克龙总统从法国外籍军团，选调了阿兰·德·克罗（Alain de Croo）上校，那个上身像马国成副将一样有多处枪伤的战斗英雄，晋升其为准将，并指定他全权负责欧洲志愿军的组建工作。
数月后，我通过鬼谷子在X上的粉丝互动中，偶然发现了阿兰·德·克罗这个名字。在一个不起眼的回复里，一个没有蓝标认证的、名为‘Alain’的账户对鬼谷子写道：“想起了在圣奥诺雷街161号的第一次见您。您讲了同样的话。可惜为了赶回学校，没能喝完您请的那杯咖啡”。
与德·克罗将军一同被任命的，还有一位在公开资料中近乎一片空白的马幼常先生，他的官方职位是欧洲志愿军第一战斗群第一师政治委员。
利用一项特别总统令，阿兰准将从外籍军团抽调了一批身经百战的骨干，组成了志愿军的第一批教官与军官团。紧接着，一场声势浩大的募兵宣传，在欧洲各大电视台和TikTok上全面铺开。广告激动人心，条件清晰简洁：
使命： 抗俄援乌，保卫欧洲。
身份： “军团是你的新祖国”（Legio Patria Nostra）。允许新兵以“声明身份”（identité déclarée）入伍，开启全新的身份与未来。
待遇： 月薪税后2000欧元。志愿军包吃包住，配发所有武器装备（俄军那种自带干粮的情况绝不会发生！），并为每位士兵配发支持Apple Intelligence的全新iPhone 16。投入战区后，另有丰厚的作战补贴。
归宿： 服役满三年且记录良好者，可获得法国永久居留权。
广告发布后，报名者如潮。由马幼常政治委员领导的募兵委员会，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面试与资格审查，最终录取了第一批800人，组建为“志愿军第一战斗群第一师第一团”。另有约两千人进入了预备名单，将在未来财政与训练条件允许时，分批入伍。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支新生的军队，是在2025年的八月底，我编这本书第二章的一个月之后。那是在斯特拉斯堡崭新的梅纳乌球场（Stade de la Meinau），一场法甲联赛的现场。
约八百名刚刚完成初步考核的士兵，每人都戴着一顶象征其特殊身份的绿色高帽（Képi Vert），穿着便服，前来观看比赛，作为集体放松。
马幼常先生就坐在我隔壁，他帮我买了一杯威士忌，热情地向我介绍着志愿军的组建工作。我同他说：“幼常兄啊，我知道你熟读兵书，你可别干预阿兰将军的指挥哈，切记切记。”马幼常莫名其妙地看着我。
中场休息时，场内突然响起一阵仿佛来自古典战场、沉重而激昂的鼓声。观众们惊讶地望向球场大屏幕，上面开始播放志愿军士兵们在污泥浊水中匍匐前进的训练镜头。不同肤色、不同面孔的年轻人，在教官的怒吼下挣扎、搏斗。
随后，镜头突然切向观众席，精准地捕捉着那些头戴绿高帽的士兵。每一个被镜头对准的年轻人，都立刻从座位上弹起，啪啪敬礼。那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却又无比真实的集体感动。
最终，在咚、咚、咚的鼓声中，主持人的声音响彻全场，呼吁所有观众起立致敬。当数万人站起来时，大屏幕上用重锤特效，砸出了八个巨大的汉字：
抗俄援乌，保卫欧洲！
于是，山呼海啸般的回应响彻夜空：
“抗俄！” “援乌！” “保卫！” “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