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自己创造生活的强者。他讲的与其说是预感，不如说是计划。而他这么计划，是有原因的：“哪一个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学？不上大学怎么出去？就这样一辈子在农村沤着吗？”
后来路遥确实就找了两位“北京知青”，两段关系也都不太“美满”：第一位女友在1969年，路遥被审查的时候托人给他写了断交信——那时候他还是王卫国，还未成为路遥。据说许多年后，路遥对朋友咆哮：
“你知道她是在什么情况下抛弃我的吗？”
“你知道这种抛弃意味着什么吗？”
“你知道雪上加霜吗？”
“你知道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身边人的‘反手一刀’吗？”
“你知道我为了证明自己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咬了多少回牙吗？”
什么情况下呢？那是1969年，文化革命的火烧了两三年。在那两三年的时间里，各地的草莽英豪翻江倒海，有的名字你知道：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王洪文，从棉纺厂保卫干事一跃成为大上海的头几号人物，就在1969年被拔擢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后面还有远大前程。
但是1969年是更多一批造反英雄的噩梦。老人们找到了反扑的机会，杀了一批，关了一批。杨小凯是在1969年被逮捕，母亲自缢。写《出身论》的遇罗克死于1970年，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公审被判处死刑。2019年我在那个地方听过罗大佑演唱会，演唱会名字叫：当年离家的年轻人。
路遥和杨小凯、遇罗克一样，也不一样。一样的是他们都是造反派，是搅动风云的人物，就是因为这样，厄运才在同一个时间段在不同的地方找到他们；不同的是杨小凯、遇罗克他们是为了理念而斗争的，路遥的斗争则是为了摆脱平凡的生活。当然这从终极的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理念，但毕竟有所不同。
现在是2025年，我们能够明白，在1969年，王卫国和杨小凯、遇罗克的情况是不同的，当时的路遥可不知道。其实说不一样也一样，别的地方其他的王卫国们被逮捕、枪毙的也有。据说延川县另一派群众组织一直告状，说他和武斗死人的事情有关，所以当时说要逮捕他。
王卫国就是那时候收到了林红的绝交信，确实是，邮差送的也太是时候了。
他被罢免职务，回乡插队。我们觉得他幸运，他自己可是刻骨铭心。我想路遥有一种来自出身的智慧，就是对于身份和前程的敏感。他清醒地知道：北京知青是会回去的（事实上她们确实也回去了，并且在半个世纪后接了班），而他则可能会沤烂在黄土高原上。
并不是说别人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他的智慧在于他深刻地、寸步不离地守着这个认识，并且根据这个认识决绝地要离开自己而去追求不同的命运。
据说是在某位北京知青的身上，他看到了通过文学走出农村的可能性，他于是开始跟着曹谷溪写诗、办文学刊物。那大概是1971年到1972年，王卫国为一首诗选择了一个笔名，这个笔名就是“路遥”。
1973年，路遥被录取到延安大学。正如还未成为“路遥”的王卫国早已预判的那样，北京知青林达成了他的妻子，像个朴实的陕北女子那样，努力工作，勤劳节俭，攒钱供他读书，自己灰头土脸，把钱省下来给他买烟抽——就像日后他成为大作家路遥的时候，花光家里的收入买高档烟抽一样。
路遥和北京知青林达的婚姻并未善始善终。1992年，就在路遥去世几个月前，林达把离婚协议书送到西京医院路遥的病床上，取得他的签名，然后坐上火车回北京，应该就是在西安城墙下的那个火车站上的车。
就差几个月，她没有目送她参与造就的那个路遥最后一程。我想当林达坐在离开西安的那趟列车上，她一定想起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把她送来的那趟。多么漫长和短暂的时光。
从北京离开的时候，她一定看见过大街小巷招展的红旗，一定听到过喇叭尖刺的声音，它们像潮水一样淹没她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她们立誓把青春奉献给大西北，那是说给别人听的，她一定不会想到她在西北的岁月将那么漫长；而当她在陕北严寒而漫长的冬季和那个刚强上进的少年海誓山盟的时候，当她牺牲自己的青春、美丽、前途，供养和造就那个路遥的时候，当他们给女儿起名“远远”的时候，她一定想不到她们同行的路会那么短。
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就像路遥在小说中写出来的那样。路遥的小说中反复写女人，写婚姻，他深知婚姻是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也深知婚姻是男人成就事业的关键。但他更知道，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去寻找终生伴侣，跨越阶层，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是不可取的，也是没有好下场的——对少数英雄人物例外，而他就是那少数英雄人物，尽管他的婚姻也不能说就有什么好下场。
一些年后，当他写作《平凡的世界》的时候，少安和少平兄弟为他活了不同的人生，少安拒绝了润叶，他是那个知道高攀的婚姻没有好下场的路遥；少平是另一个路遥，那个因为读书拥抱了更大的世界，有着更高精神境界的路遥，这使得他能够幽默自如地和田晓霞交往。一百年后的读者可能一头雾水，简单来说，少平是出身黄土高原的矿工，田晓霞是省委书记的女儿，知名记者。
路遥写少平的虚荣和自尊心写得很好，当然很好，因为那写的就是他自己：他写少平收到晓霞的信，为他有一个这样“出色”的女朋友感到骄傲；也写少平因为晓霞被矿上的宣传部长邀请赴宴，少平说一定要去，不是为了混吃混喝，而是为了“一个男人的自尊”；他当然也写少平为了他们身份差距感到的挣扎和精神痛苦，这在书里是顺理成章的，这也正是阅读路遥本人这部史诗的关键：如果没有读到这些，我们还以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枭雄，无情地追求富贵，完全没有内耗呢！
而因为读到这些，我们才知道，延川县那个穿着破棉袄搅动风云的枭雄，他雄壮的身体里也不过住着一个贫苦的孩子，他从王卫国变成路遥所经历的精神痛苦，需要一部大书疗愈。
他让田晓霞对少平说“不要见怪，不要见外”，那许是他所渴望的，而他的北京知青女友终于没跟他说过的。他让少安无情地拒绝润叶，那是为了安放一个穷人的自尊。
他为什么写死了田晓霞呢，也许他知道她和少平的未来是什么，他就处在那种未来之中，在那种未来之中他写作了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写了女儿远远，没有写他的妻子林达，那篇随笔完成后不久，他就死了，死前几个月在病榻上签署了林达递给他的离婚协议书。
他那时在想什么？他想起田晓霞和少平的杜梨树之约吗？他想起1969的绝交信吗？他想起从王卫国到路遥那漫长痛苦的道路吗？
不管那条路多么漫长痛苦，那是他自己开辟的道路，在所有的痛苦中，只有一种痛苦是真实的，那就是一个人成为自己的痛苦。
他成为了那个他要成为的成功的人，他也成为了那个他要成为的，在世俗世界中勇攀他所看见的精神高峰的人，他也成为了那个他要成为的，永远离开自己然后永远召唤自己的人。
几个月前我写下了下面的话，作为此篇的结束：
从王卫国到路遥，是权力意志自我塑造的远征，是一个人离开自己去往命运的远征，也是一个作家悲痛地召唤他所离开的自己的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