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对新法的批评，从微观上有许多是对的，但是make little sense. 治大国如同和面，面多了加水，总有一疙瘩面嫌水多，但是不能听那疙瘩面的。求全之毁，说的就是这个。按照疙瘩的意见，那就什么也不能做，而一个失去行动力的组织必死无疑。所以北宋耻辱地亡了，活该。

另一个方面，中国的事，说到十分可能就办到六分，如果七分合适，那还差一分呢。

就像地摊经济，大家都说过，其实不及，你看北京市就发文反对了。这样一个德政，北京市还反对，这就等于北宋的旧党，司马砸缸。你说说相国容易吗。

绝非借古讽今。